简 繁 何 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文化向度

一、引言

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是一场物质基础、经济条件、社会治理的跨越式变迁，更是关乎价值观念、精神生活、文化生态的系统性变革。“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晶，随着社会实践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创新。”［1］乡村文化是人们在农业生产、乡村生活与社会交往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产物，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价值引领、社会整合、经济赋能、主体塑造的关键功能。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重视和开展文化建设，其深层价值在于守护农耕文明根脉、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培育现代文明乡风。我国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始终包含着对文化建设的战略考量，乡村文化建设经历了艰难中的探索、失序后的变革、复兴下的创新等阶段［2］。随着“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的持续演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其中的文化向度逐渐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任务。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踏上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的重要方面，强调“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3］12。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文化振兴”摆在关键位置，使之成为繁荣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人才培育、生活空间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21，制定了“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4］26等规划，为未来五年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战略指引。2026年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是“十五五”时期首个中央一号文件，其中提出“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5］11，作出“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5］14等战略部署，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以文化人、以文兴业提供了行动指南。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激活其文化向度，以现代文明为基础、文化服务为支撑、文化产业为动力、文化人才为关键，着力构建“乡村社会现代文明—现代乡村文化服务—现代乡土文化产业—现代乡土文化人才”的实践路径，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精神生活条件短板，创造乡村优质精神生活空间，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精神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持久的文化动能。

二、提高乡村社会现代文明程度

社会文明程度是衡量社会整体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6］乡村是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场域，乡村文明程度直接影响着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提高乡村社会现代文明程度，需要推动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现代转型，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农民文明素养持续提升。

（一）推动传统农耕文明的现代转型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3］253我国传统农耕文明是一种根植于土地、遵循自然生产规律进行小农生产的农业文明形态。它蕴含着“精耕细作”的技艺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守望相助”的伦理观和“耕读传家”的价值观，是中华文明延续千年的根基，是现代乡村文化振兴中不可或缺的“根脉”，需要加以珍视、保护和传承。同时，我国农耕文明诞生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发展趋于成熟，在文明形态特别是文化形态上主要是传统的、前现代的，与我们要构建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存在明显张力。为破解这一难题，要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现代转型，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在赓续传统根脉的同时提高乡村现代文明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3］269，“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3］254。推动农耕文明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实现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要素的有机结合。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7］作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重要路径。实现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需要在三个方面着力。第一，挖掘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中可以相互融合的基本要素。农耕文明所蕴含的“道法自然”的思想观念、“邻里和睦”的人文精神、“孝老爱亲”的道德规范，是提升乡村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精神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个人层面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纵观世界现代文明，它们普遍具有科技革新、制度保障、法治规范、民主参与、成果共享等基本要素。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融入现代文明基本要素，将对乡村的生产方式、治理生态、社群关系、文化价值等带来系统性影响，为乡村文化建设、文明提升注入新的动力。这意味着要推动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互动、碰撞与交融，在乡村现代社会中催生出一种既不失农耕文明乡土根魂、又具有现代文明社会活力的文明形态，为乡村文化建设奠定更深层次的、有新积淀的文明根基。第二，赋予农耕文明以现代价值意涵并推动传统价值理念与现代价值观念有效衔接。运用现代思维、观念、话语与表达形式对“精耕细作”“天人合一”“守望相助”“耕读传家”等传统理念进行重新阐释与观念创新，从中提炼勤劳智慧、生态伦理、社群互助等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精神文化要素，为乡村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根基，使之在乡土语境中更易落地见效，从而为提升乡村现代文明程度夯实植根乡土、面向现代的价值内涵。第三，通过现代文明要素的现实载体推动传统农耕文明现代转型。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目标，将传统农耕文明所积淀的乡土文化、伦理智慧和生态美学，通过现代文明所催生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文化人才进行继承和转化，切实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乡村文化发展需求和农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创造乡村优质精神生活空间。

（二）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城乡关系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一关系中，文化从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舆论氛围等方面深刻影响着城乡融合发展。当前，城乡关系不平衡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提出了未来社会“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8］422、实现“城乡的融合”［8］308这一美好愿景，为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破除二元对立、实现融合发展的基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也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237乡村文化振兴是打破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方面。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共生共荣，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乡村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9］35。《建议》提出“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4］26。具体而言，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文明培育为基础，促进城乡价值观念的融通。面向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群众，持续通过价值引导、道德养成、典型选树等方式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向农民阐释城市文明先进理念，彰显乡村文明独特价值，在价值引导中推动城乡文明观念相互理解、彼此认同，解决“知”的问题。二是以文明实践为载体，推动城乡文明行为的互动。引导有条件的城市将相关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向农村倾斜、为农村服务，引导农村的民俗文化、传统技艺、能工巧匠、节庆活动等走进城市社区，通过项目协作、志愿帮扶、文化交流、风尚共育等，在双向互动中促进文明行为的养成与传播，解决“行”的问题。三是以文明创建为抓手，实现城乡文明水平的提升。统筹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乡村文明创建活动与文明城市、文明单位等城市文明创建活动，推动城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统筹考虑、综合施策，在城乡文明创建的联动互学、经验互鉴、发展互促中提升乡村思想、道德、文化领域治理效能，解决“效”的问题。

（三）提升农民文明素养

农民文明素养是农村居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为适应乡村社会变革、改善精神风貌、促进全面发展，所应具备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法治观念、文明行为习惯等的综合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10］《建议》提出“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4］26的社会发展目标。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施乡风文明建设工程”的具体路径，并明确要求“推动形成向上向善的乡村道德风尚”［5］14。农民文明素养的提升，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在乡村场域的具体体现，是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整体跃升的微观基础，关系到农村精神面貌的整体提升和文明乡风的持久养成，也是推动形成向上向善乡村道德风尚的内在动力。

提升农民文明素养，需要从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法治观念、文明行为习惯四个维度协同发力。一是强化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素养。结合农民生产生活实际，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和日常行为规范，弘扬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诚实守信、勤俭持家等乡村传统美德。选树农民中的道德模范典型，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二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养。依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开展科普宣传、技能培训、健康知识普及，提高农民的科学认知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增强其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能力。三是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农民法治规范素养。围绕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引导农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四是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提升农民文明行为习惯素养。综合整治高额彩礼等突出问题，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引导农民形成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三、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文化向度的基础支撑。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加强农村现代文化事业建设，需要着力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直达基层、覆盖全民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精神生活的基本条件。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导向引导文化服务贴近现代生活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的根本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人民生活越过越好”［9］168，“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9］295。这就要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深入生活、扎根农民，要为农民创造乡村优质文化生活空间，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精神生活条件，满足农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让农民精神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农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作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出发点，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服务导向，引导文化服务贴近现代农民生活，意味着要将农民视为现代精神生活的建设主体、创造主体和享有主体，将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出发点锚定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现代精神生活需求。通过构建动态感知的需求响应机制、优化普遍适配的文化服务供给、完善及时反馈的闭环保障机制，让文化服务超越形式化、表面化的覆盖，真正介入农民的文化生活，塑造高品质农村现代文化生活样态。一是建立全覆盖的需求响应机制。对接农民现代精神生活需求，覆盖农民在群体差异、内容偏好、方式选择等方面的具体需求。群体上覆盖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乡村文化结构的农民主体的需求，内容上覆盖基础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化资源、互动文化体验、文旅消费产品等多元文化生活需求，方式上覆盖基础享用、主动创作、需求表达、群体参与、社交互动等农民参与文化生活的基本方式，通过动态、持续的需求对接与反馈，使文化服务真正满足农民现代精神生活需求。二是建立全方位现代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形成村内村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文化服务网络，通过空间、场景、媒介的立体贯通，打破物理距离和数字鸿沟。加强省际、市际、县际、乡际和毗邻地区的联动治理，促进城乡文化资源的便捷流动与高效配置，让现代文化服务触手可及、随处可得。三是完善全链条效能保障机制。优化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验，建立“监测、反馈、优化”的闭环管理系统，从服务前、服务中、服务后进行实时监测、反馈、评估服务质量。根据农民文化生活满意度动态调整服务方式和内容，确保公共文化服务能够伴随农民美好生活向往需求变化而持续迭代、提质增效。

（二）推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落脚点应该在基层。《建议》提出“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4］3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1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12］。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正是对上述要求的制度化回应，是立足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实际的科学决策。这一机制旨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精准下沉，着眼于满足基层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维度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基层群众能够直接、便捷、有效地享有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强调可达性、均等化与有效性，需要厘清“直达谁”“谁来直达”“如何直达”的问题。“直达谁”指向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即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体。这就要求服务直达基层群众，识别并回应最基层农民的文化需求。“谁来直达”指向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我国农村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应由党组织领导、政府主导、相关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明确各自功能、优势、职责、权限，推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如何直达”是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下沉路径，需要探索构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有效机制、方法、载体和渠道，让现代文化产品和服务顺利进入农村。

推动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实现优质文化资源高效、精准、可持续地直达基层，需要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完善覆盖县、乡、村的三级基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乡村文化大礼堂等乡村文化服务综合体，形成层次分明、覆盖全面的文化服务节点和文化服务空间。二是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机制。通过需求调研掌握基层农民普遍存在的基本文化需求，确保文化服务既能“对胃口”，又能“扎下根”，实现供需有效对接。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拓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半径。建设公共文化数字平台、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库，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和县级融媒体等媒介平台，构建“云端获取”“指尖直达”的文化服务渠道。四是关注农村青少年群体、老年群体、困难群体等特殊群体。注重弥合数字鸿沟，提升文化服务包容性，真正让文化服务普惠农村各类群体。

（三）加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依然滞后，城乡之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仍然不平衡。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就要将加强现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置于战略基础地位。《建议》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4］27，作出“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4］33的部署。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丰富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5］14。加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仅是对当前部署的落实，更是一项深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落实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

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该着力满足农民基本文化需要，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这就要为乡村充分配置基本文化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基本文化资源，改善农村现代精神生活的基本条件，推动文化服务内容、方式与现代乡村发展和农民文化需求相适应，推动城乡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真正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

这需要构建一个内容在地化、制度体系化、发展一体化、评价综合化的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是推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设施的在地化转型。内容上，将文化服务与当地农耕文化、乡土记忆结合，在保障基础文化教育、基本文化生活等基础上，积极拓展艺术普及、美育实践、文创体验、数字阅读等新型文化服务领域，让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真正扎根乡土；基础设施上，完善文化站、艺术馆、农家书屋、农村议事厅、综合服务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化解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二是强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保障。形成目标明确、路径清晰、措施有力的文化服务制度安排，规范多元主体权责边界，保障治理模式稳定运行。三是实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综合性转向。建立农村现代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评价标准，构建涵盖服务目标、服务内容、服务质量、设施覆盖、社会效益等多维度、综合性指标体系，将农民对现代精神生活的参与度、满意度作为核心评价依据。四是实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行动。“一体化”就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层级之间实现文化服务协同发展；“提质增效”就是实现从数量覆盖到质量提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从“量”到“质”的转型。

四、发展壮大现代乡村文化产业

现代乡村文化产业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产业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9］24要以信息化、数字化驱动文化产业发展，通过价值引领、资源活化、产业赋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一）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培育乡村新大众文艺

新技术革命催生新型文化业态，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9］35，《建议》强调“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4］27，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锚定了现代化的方向。《建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4］27。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文艺赋美乡村”［5］14。这就要求乡村文化产业要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智能化传播，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作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产物，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成为一场互联网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生动实践。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列宁同志提出作家写作应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13］，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1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15］。新大众文艺之“大众”，彰显了人民的主体性，说明了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现代文艺的发展一以贯之地坚持以“人民性”为核心线索；新大众文艺之“新”，则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强调新技术新媒体条件下大众文化和高新科技的深度融合。总体而言，新大众文艺突显着“创作主体大众化、创作过程技术化、创作形态融合化”［16］的新特点。

乡村是新大众文艺创作的重要场域，培育乡村文化产业新业态需要引领这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变革，促进文艺赋美乡村。这一变革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一是创作主体向全民共创拓展。打破传统文化生产中心化机制，使工人、农民、手工艺人、妇女儿童等广泛群体实现“在地性”文艺创作，共同发展乡土文化产业。二是创作内容聚焦生产优秀作品这一中心环节。互联网虽然为文艺创作带来了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新变化，但乡村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根本始终是创作优秀作品。要引导农民和乡村创作者把精力投入到扎根乡土、反映时代的内容创作上，推出精益求精的乡村文艺精品，并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优势，进一步发挥优秀作品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影响力。三是创作技术向日常化普及迈进。过去的文艺创作依赖专业相机、录音棚、剪辑软件等昂贵复杂技术设备，如今通过智能手机、AI辅助创作工具等日常终端设备，使得普通农民也能便捷地完成拍摄、编辑、发布与互动，专业技术门槛降低，文艺创作成为人人可为的日常实践。四是审美标准坚持人民评价主体地位。人民群众始终是文艺评价的主体，互联网时代，普通农民通过点赞、评论、转发、打赏等方式，使自己的审美偏好和评价意见直接、即时地表达，农民群众“各美其美”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鲜明特征。

培育以“新大众文艺”为引领的乡村文化新业态，关键在于推动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催生新的产业形态与商业模式，形成具有活力的乡村新业态。其一，发展乡村农产品品牌推广业态。通过创作农产品故事短视频、开展乡村美食直播等，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生产环境、文化内涵、品牌故事生动呈现，塑造具有乡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其二，发展农村电商社群营销业态。利用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等形式，将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转化为代言人、销售者，形成“人人可带货、家家可开店”的农村电商新形态，拓展农产品销售通道。其三，发展乡村文旅沉浸式传播业态。依托短视频、直播、VR/AR、AI等技术将乡村自然风光、历史故事、非遗技艺、日常生活转化为具有吸引力的文旅内容，打造乡土美学，通过文旅传播带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充分挖掘和创新利用。

（二）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乡村人文经济

发展人文经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是人文经济现象，建构的是人文视角下的经济学，关注的是人文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追求的是以人文精神看待经济发展的目标。”［17］它阐释了文化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强调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同频共振。《建议》所提出的“推进文旅深度融合”［4］27“、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4］27-28，正是发展人文经济的战略任务规划，是将人文经济理念转化为实践路径的关键部署。乡村蕴含丰富的文化与旅游资源，一方面意味着可以推动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将乡村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现代旅游经济要素；另一方面意味着可以培育乡村特色现代文化产业，在繁荣乡村文化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展乡村人文经济，关键在于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拼贴”，更不是将乡村传统元素与现代产业机械“相加”，而是以现代技术、现代审美和现代生活方式对传统农耕文明、乡土记忆、村落空间等进行创造性转化，系统整合乡村文化遗产、民族风俗、自然景观等文化资源，以数字化赋能文旅产业，打造乡土文旅品牌。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深层逻辑是文化价值的经济化与经济活动的人文化，这就要深度挖掘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推动农业经济与旅游、教育、康养、餐饮、体育、研学等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充分释放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多重价值，丰富乡村文化、休闲农业和旅游产品，推动业态创新、产业升级、品牌打造，实现文化价值和市场效益的统一。

乡村文化具有乡土性、历史性、独特性，是中华大地上重要的文化资源。文旅融合是文化资源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5］9这种业态以小规模、微投入、在地化、特色化为特征，将乡村中微小的手工技艺、民俗传统、传统民居、田园景观等资源，转化为精致的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通过打造“一村一品”“一户一韵”，让文旅项目能够灵活嵌入乡村生产生活空间。这一过程将乡土知识、历史记忆与生态美学等文化意涵升级为具有产权属性和市场价值的文化符号、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借助旅游消费、创意衍生和品牌增值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可持续循环。在“小而美”业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其向现代化、多样化的产业业态拓展，打造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消费、娱乐度假、康养健身等为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业态。由此，实现文旅产业价值链的增值延伸，使文旅消费升华为促进城乡文化互动发展的人文经济实践。

（三）培育现代产业集群提升乡村文化竞争力

产业集群是以地理空间中的某一要素为纽带形成的产业集聚。乡村文化产业则依托乡村空间中孕育的文化资源要素形成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培育现代产业集群，是贯彻落实《建议》中“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4］22“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4］27等要求的必然举措，也是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5］9，为乡村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乡村产业融合层次依然较浅、发展基础整体不高、富民效果仍然有限、发展动能有待加强”［18］，其深层症结在于产业组织形态的“小、散、弱”。推动资源要素从分散转向集聚，延伸产业链条，形成集群效应，对于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乡村文化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要摒弃“单打独斗、分散经营”的模式，这种模式会导致资源难以整合、竞争力难以提升、富农强农效果难以发挥。建设现代产业集群，要集中优势资源、整合比较优势、形成发展合力，通过要素集聚降低成本、产业协同整合优势、品牌构建提升效益，推动乡村资源优势向市场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化。具体而言，需要挖掘乡村的特色文化资源，将乡村零散的文化遗产、民俗技艺、生态景观等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创意转化。通过一二三产业的跨界融合与深度开发，将这些资源转化为不同形态的产品和服务。在此基础上，推动不同产业中的文化资源、创意人才、技术支撑、市场渠道等要素从分散走向集聚，促进“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设计”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延伸文化价值链，提升产业附加值，构建专业化、协同化的乡村文化产业集群。

为此，应着力培育“要素集聚、产业协同、品牌构建”的现代文化产业集群。要素集聚是基础，推动乡村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向乡村优势区域集中，建设现代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强镇；产业协同是关键，促进文化产业与农产品加工、乡村工业、旅游服务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延伸文化产业链条，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网络；品牌构建是核心：推动文化产业优质化、品牌化，加强中国农业品牌文化赋能，推进农业品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相融合，将品牌文化融入创意设计、品质生产、整合营销等环节，提升现代文化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五、挖掘培育现代乡土文化人才

现代乡土文化人才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人才队伍保障。“要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3］18，激发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投身乡村文化建设，推动城乡文化人才双向流动，并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使现代乡土人才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引领乡村文化建设。

（一）通过引育文化人才打造质量兼备的乡村现代文化建设队伍

强大的乡村文化人才队伍是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满足农民精神需求、巩固农村思想阵地的关键力量。《建议》提出：“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4］27这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构建一支数量上人员充足、梯队完备，质量上结构科学、专业均衡，能力上引领发展、开拓进取的现代文化人才队伍，已成为推动乡土文化创新创造的关键。这既是人才强国、文化强国战略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农业强国建设中破解乡村文化发展瓶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构建现代文化人才队伍需要系统推进、分批培育。一是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宣传思想文化干部队伍，特别是对本土文化足够熟悉、富有感情的骨干队伍，强化组织引领，突出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使其在价值引领、文化治理、文明素养培育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二是要培育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带头人，发挥其在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经营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以文化人才建设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三是要加大新乡贤群体引育力度，吸引企业家返乡投资乡村文化产业，引导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者等专业人才下沉基层开展文化服务，推动各类专家通过驻村创作、技术指导、实验调研等方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和治理。四是要引导大学生服务农村，继续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推进乡村巾帼追梦人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鼓励大学生投身乡村文化普及、公共文化服务、文明乡风培育等实践，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青年活力。五是充分发挥退休干部的传帮带作用，用好退休教师、退休科技人员、退休企业高管、退休机关干部等“银发人才”服务乡村文化建设。六是要健全乡村文化志愿者服务体系，广泛动员文化工作者、高校师生、中小学生、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活动组织、文化阵地服务、文化传承记录等乡村志愿服务，形成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的志愿服务机制。

（二）通过畅通城乡文化人才流动构建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新格局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城乡文化人才双向流动是破解乡村文化人才匮乏困境、激活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动力的关键举措。《建议》提出：“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4］23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了“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5］17。城乡之间要进行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就需要人才作为载体。为此，应通过制度安排降低文化相关要素流动的各种成本，让人才“下得去”；嵌入乡村知识网络与社会关系，完善文化人才服务机制，让人才“留得住”；打造可持续的文化人才激励和保障机制，让人才“干得好”。最终形成城乡文化人才流动双向互济、优势互补的良性循环，构建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新格局。

发展壮大乡村文化人才队伍，畅通城乡文化人才流动渠道，需要建立多元流动平台，完善全程服务机制，健全系统保障机制和人才评价机制，激励各类文化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一是搭建多元流动平台。依托乡村创客空间、文化工作站、科技工作站、艺术家驻留基地等载体，构建文化人才库。通过专兼结合、挂职锻炼等柔性引才模式，推动城市优质人才资源向乡村流动，实现人才供需精准匹配。二是完善全程服务机制。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服务体系，事前提供人才引进政策咨询与项目对接，事中保障工作条件与发展空间，事后建立跟踪随访与持续支持机制，为城乡人才流动提供全过程优质服务。三是健全系统保障机制。制定就业指导、创业补贴、融资支持、税收优惠、安家补助等激励政策，确保人才“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构筑城乡人才双向流动的长效机制。四是优化人才评价与荣誉激励机制。健全以能力、实绩、贡献为导向的乡土文化人才评价体系。设立乡村文化人才专项职称评审通道，对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人才在职称评定、项目申报等方面予以倾斜。建立乡土文化人才荣誉表彰制度，对在乡村文化振兴各项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优先推荐参评各级乡土文化能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荣誉称号，并给予相应物质奖励与政策扶持，切实增强乡土文化人才的职业荣誉感与社会认同感。

（三）通过营造良好文化人才发展生态激发乡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营造支撑现代乡土文化人才发展的良性生态，是优化乡村人才群体结构，形成乡土导向型人才资源、激发乡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环境保障。这需要跳出过去单一政策引才思维，营造要素聚合、价值共创、活力迸发的人才发展环境。要集政策扶持、平台支撑、市场激励、服务保障、文化滋养等于一体，让各类人才在乡村获得发展空间、实现个人价值、激发创造潜能。

营造现代乡土人才发展生态，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价值内涵融入这一发展生态，是激发乡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动力。“懂农业”意味着乡土文化人才不仅要掌握农业生产的技术与规律，还要熟悉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中孕育的农业文明、农耕文化，尤其要洞察中华传统农业文明、农耕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内在逻辑，能够充分利用几千年来形成的乡土精神养分，推动乡土文化创新创造；“爱农村”意味着乡土文化人才对乡村空间和乡土文化的坚守传承与矢志创新，能够以“记得住乡愁”的情感寄托，深入探索、研究、挖掘乡村在休闲观光、生态涵养、文化体验等多个方面的功能和价值，为乡土文化创新创造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爱农民”意味着乡土文化人才怀有强烈的人民情怀，能够扎根农民、扎根农村生活，在深度参与、深入体验农民生产生活活动的过程中，了解农民思想文化需求，与农民结下深厚情谊和产生精神共鸣，从而立足乡土、有的放矢地开展文化创新创造，提供更多让农民情感上充分喜爱、精神上真正需要、心理上高度认同的文化产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把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在突出位置，对未来五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发挥着价值引领、社会整合、经济赋能、主体塑造的功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其文化向度，着力推进“乡村社会现代文明—现代乡村文化服务—现代乡土文化产业—现代乡土文化人才”建设，以现代乡村文明筑牢农村农民精神根基，以现代乡村文化服务助力乡村文化领域治理效能提升，以现代乡土文化产业激活农业农村发展动能，以现代乡土文化人才推进农村文化创新创造，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简繁，法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