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才武 李高峰：长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现代价值

2023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江西省南昌市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1］的要求。“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一个新近的理念，目前学界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其中，贺云翺［2］、毕浩浩［3］等简述了长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创造性转化；陆波阐述了新时代长江生态文化的价值与治理；傅才武、付启元、卢立菊等分别以武昌和南京为样本，阐释了长江区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4］［5］。长江流域大跨度的地缘拼板和超长时间段的人文社会，造就了多元交织的历史文化，需要运用多种理论工具来揭橥其蕴藏的现代价值。

在英俄欧亚大陆争夺的背景下，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1904年出版了《历史的地理枢纽》。这一著作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成熟的标志。在书中，麦金德认为广袤的欧亚内陆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区域：古典时期，骑马民族的纵横驰骋给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文明造成了极大冲击，包括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中东的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以及西部的欧洲各国；而当时俄国修筑的西伯利亚铁路重新强化了欧亚内陆的枢纽地位，给英国带来极大的挑战［6］（P63-68）。在20世纪初全球大国争霸、局部地缘对抗的国际格局中，这一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应用。这些原本用于研究国际冲突的政治学理论，后被一些学者引用到对国内地缘政治格局的研究中，在区域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长江流域在中国的历史地理格局中，与黄河流域争相竞进，形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运用“历史的地理枢纽”这一理论工具重新审视长江流域历史上的地缘价值，在全球聚焦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当下，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长江的现代价值。

一、长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长江横贯中国腹地，为天下之腰柱，上承黄河，下接岭南。地处北纬30度线，降雨充沛，水热同丰，植被茂盛，物产殷充。上游高山峡谷数江并流，有茶盐矿脉之资；中游百川汇流水深江阔，有航运灌溉之利；下游地势平坦河网密布，为丝棉鱼米之乡。浩荡绵长的长江为人类的栖息繁衍及文明的诞生传承提供了辽阔富饶的地理空间。长江流域发达的稻作经济，催生了早期中国文明，哺育了后世大半个中国的人口繁衍。

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1973年和1978年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颠覆了传统的印度起源说。其后，年代更为久远，规模更大的稻作遗址不断被发现。截至2023年，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稻作文化遗址达15处之多，大多分布在长江流域，年代距今4500-11000年不等。目前，稻作起源于一万年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成为国际共识。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与黄河流域的麦（粟）作文化一同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渊源。2016年1月5日，习近平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7］

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有一个渐进的演化进程。2006年，在浙江省浦江上山遗址距今8500-11000年的地层中出土了炭化稻米，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米之一［8］。这一时期的水稻在经济生活中尚处于辅助地位。迨至距今6000-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成片的稻田与大量的农具开始出现，表明稻作农业在经济生活中逐步迈向主体地位，进入了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则完全进入了稻作农业的繁盛阶段。相关的考古遗址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分布密集。在距今4500年良渚文化晚期的茅山遗址出现了大规模的古稻田，推测稻田亩产在140kg左右［9］。2017年在池中寺遗址发现了规模更大的粮食储存设施遗迹，估算稻谷埋藏量达100吨［10］。新石器晚期，良渚文化中规模化的种植，极高的亩产，庞大的存储，最终促成长江下游出现了以良渚古城为代表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这是早期农业革命的成果，对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人类文明的一大飞跃。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黄河流域的沙性土壤更适应于木质及青铜农具的使用，农业技术革命最早发生在北方。唐宋以前，北方一直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重心所在，而南方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相对滞后。史载西汉时期的南方：“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陏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1］（P3270）但经过永嘉之乱与安史之乱引发的两次衣冠南渡之后，北宋时期南方的农业技术终于取得了突破，太湖地区的稻米亩产从唐代的276斤提升至450斤，全国范围内则为269斤左右［12］。范仲淹谈到北方曾言：“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13］（P233）言及苏州则说：“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13］（P534）可见南北方的亩产差异之大。所以，北宋秦观称：“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14］（P601）

南方粮食亩产超越北方的同时，也带动着人口规模超越北方，并一直领先至今。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长江流域拥有4257万人口，首次超越黄河流域的2841万人口［15］（P278）。至1850年，由于稻谷栽培趋于饱和，加之晚明以后番薯、玉米等旱地作物在长江流域的广泛引种，南方人口的比重大幅增加。南方各省1749年时人口比重为58.79%，以后递增为63.28%、66.79%，以至1850年时的70.80%。1850年全国人口各省排名：四川4416万，江苏4415万，安徽3761万，湖北3373万，位列前四；浙江3002万，位列第六；江西2451万，位列第八；湖南2061万，位列第12。长江中下游六省人口将近两亿，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左右［16］（P151-152）。

正是水稻良好的经济性支撑了中华民族大规模的人口繁衍，保障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按照植物合成的全部有机物质被用于孕育种子的比例计算经济系数，水稻达到了0.5，小麦、玉米为0.35，大豆为0.2，而未经驯化的野草籽粒经济系数甚至不到0.1［17］（P18）。经历数千年驯化，易于采收、颗粒饱满的水稻单产超越小麦，而且还发展出一年两熟，有效弥补了黄河流域粟麦对人口承载力的不足。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从杭州到洛阳，沟通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形成了贯通中国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北宋定都开封，依靠着大运河造就了一段“东京梦华”。元朝定都北京，大运河向北延伸至北京，是为京杭大运河。绵延千年的大运河不仅滋养了大半个中国，还深刻塑造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

以稻作农业为根基的长江经济还孕育了精湛繁荣的手工业。秦汉至隋唐时期，天下丝织品以蜀锦为尊。1995年，在新疆和田尼雅遗址一处汉墓中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蜀锦护臂，轰动一时。宋代之后，长江下游蚕桑兴盛，丝织遍邑，所谓“吴丝衣天下”。元代黃道婆将崖州黎族先进的纺织挑花工艺带回至上海乌泥泾，与汉族的丝麻织造技术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棉纺织技术。明朝时期，松江一带迅速成为“衣被天下”的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深刻改变了中国以丝麻为主的衣料传统。明清两代以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与杭州织造为代表的“江南三织造”是传统纺织工艺的集大成者。江宁织造的云锦，苏州织造的宋锦与之前的蜀锦，一丝一缕灿若云霞，寸锦寸金尽显华贵，并称为中国三大锦。

东汉中晚期，地处浙江的越窑成功烧制出中国最早的瓷器。至唐代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茶经》肯定了南方越窑的超然地位：“邢窑类银，越窑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窑类雪，则越窑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窑白而茶色丹，越窑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18］（P28）越窑不仅成为外贸出口大宗，而且还专门为宫廷烧制秘色瓷。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了13件越州名窑进贡唐廷的秘色瓷，这是最早有碑文记载的宫廷瓷器，是中国瓷器史上的重大发现。元代的景德镇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成为全国制瓷技艺最高的窑场。加入来自波斯地区的“苏麻离青”材料烧制成的青花瓷，则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明清之际的青花瓷在海上丝路贸易中大放异彩，成为出口大宗；经海运至阿拉伯和欧洲，引发了“中国艺术风格”的流行。2022年发现的明代正德年间的南海西北陆坡沉船一号所载货物数量巨大，包括瓷器、陶器、铜器、铁器、竹木器等，数量不少于十万件。瓷器以景德镇窑瓷为主［19］。

铜币是中国古代流通的基础性货币，但铜矿的匮乏是困扰历代王朝的难题。北宋初年朝廷在江西和福建两省大力开发铜矿和铸造铜钱，改变了唐代以前以北方开采为主的格局。明清之际铜矿衰竭，一度依赖从日本进口。康熙时期日本开始管制铜料出口，清廷不得不发掘国内资源，滇铜与黔铅脱颖而出成为清代制钱的主要币材。“云南土产五金，而铜务为最大，各厂铜斤岁运京外千有余万，以资源源鼓铸。”“黔中产铅最富，岁运京局数百万，以资鼓铸，与滇南铜厂均为国计民生所利赖”［20］（P111，316）。滇铜黔铅大体沿长江航运至湖北汉口发售给各省（主要是江南九省），称为“楚运”；再至江苏转大运河抵通州，称为“京运”。丰厚的山泽之利和巧夺天工的长江先民智慧，为唐宋之后的中国提供了诸如稻米、茶叶、食盐、铜铅、丝绸、棉布、瓷器等国家战略性物资与产品。长江流域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二、长江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

距今4000年至4300年前后，中华文明进入激荡时期，曾经辉煌一时的史前文明，无论是良渚文化，还是石家河文化，也许是“禹征三苗”的缘故，突然消失了，整个长江流域似乎沉寂下来。但“禹征三苗”带来的黄河文化在长江落土萌发，最终结出了立国八百年的楚文化这一辉煌硕果。商末周初，楚人首领鬻熊率部居于丹阳。其后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鸣惊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楚国基本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史载楚国“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11］（P2259）。当时，北方列国有《诗经》，而南方楚国有《离骚》，文化气韵丝毫不弱。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第一次衣冠南渡，黄河的礼乐文化首次大规模地迁徙至长江流域。在对北方政权失败的深刻反思中，魏晋玄学应运而生。两汉以名教治天下，以纲常名节和道德仪礼抑引人的性情。而玄学则摆脱了“天人同构”的汉代经学禁锢，以崇尚自然恬淡、虚静空灵的老庄哲学为思想基础，兼收儒学思想精华，专注于个人安顿，讲究修养身心，富于哲学思辨，是一种窥视人生本体意义的学问。玄学开启了个体觉醒的时代，在空净灵秀的江南山水之间，在竹林七贤的倡导下，名士们高谈老庄，谈玄析理、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以追求个体身心安顿为主旨。北方汉儒经学在庠序太学之间倡导的“周孔之业”被弃之度外。《世说新语》一书就记载了一批不滞于物、不拘礼法的魏晋士人的言行与轶事。他们长于思辨、善于应对，富于机智与幽默。这实际上也是对于大一统专制思想的合理矫正，对个体价值的理性回归。魏晋玄学的“名士风度”也成为宋明理学“圣贤气象”的一个哲学起点。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佛学极尽繁华绚烂，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是大行其道，各放异彩。“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1］（P1706）具体而言，北方佛教重行为、修行、坐禅和造像，南方佛教则重玄理［22］（P6）。迨至唐代，地处长江北岸大别山下的黄梅成为禅宗圣地，有四祖正觉禅寺和五祖禅寺两大禅宗祖庭，两寺并立，天下翘楚，一时间“蕲黄禅宗甲天下，佛教大事问黄梅”。禅宗第五代禅师弘忍在此开创东山法门，神秀与惠能皆为其弟子，各承衣钵。日后，慧能开东山法门于南方，神秀传禅法于北方，形成了禅宗南顿北渐的格局。因为与儒道思想的深入交融，禅宗教义成为最易为普罗大众接受的佛学理论，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宋时期的文人接续了自韩愈以来的本土儒学复兴运动的大旗。鉴于儒学被佛学遮蔽数百年的历史，他们“出入于老释者数十年”，一方面猛烈地抨击佛、老违背纲常伦理的虚弊；另一方面又汲取佛、老关于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精髓，对先秦儒家经典进行重新构建。就是在这样的思潮中，在温润烟雨的江南山林之间，年少聪慧的周敦颐在湖南道州的月岩悟道，“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23］（P12710），开创了宋明理学的先河。其后濂洛关闽四派理学竞相雄长。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在江西上饶铅山县的鹅湖寺，在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的组织下，理学的两大派别“心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理学”朱熹围绕“教人之法”展开了为期三天的激辩，史称“鹅湖之会”。朱熹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于约，即格物致知；陆氏兄弟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即发明本心。这成为宋明新儒学思潮从朱子理学到阳明心学转向的一个预演。

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被谪贬至贵州水西的龙场驿。这是一个地处长江支流乌江上游的一个山间驿站。在空山寂林之中，王阳明冥思苦想，终于一朝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24］（P1354），史称“龙场悟道”。此后王阳明创立“心学”，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著名学说，开启了声势浩大的阳明学潮流。王阳明生前，心学就已传播至朝鲜、日本等地。尤其是在日本，发展出了极具本土色彩的“日本阳明学”一脉，启蒙了江户时代的思想，促成了明治维新的实现，开启了日本的近代化。梁启超在反思“百日维新”的失败时，感慨道：“本朝两百余年，斯学（阳明心学）销沉，而其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是心学之为用也。”［25］（P47）

长江流域丰沛的物产造就了繁荣的经济形态，滋养了大批饥馑无忧的人口，促使传统思想在江南地区不断下沉，让一批“手可搏龙蛇”的中下层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最终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士人阶层。这一士人阶层不仅承接了衣冠南渡而来的黄河礼乐文化，而且还不断地再创作、再发展，推陈出新。纵观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发展历程，长江流域以其独特的人文底蕴，厚积薄发，激荡出了无数炫耀后世的思想理论与名士大家，成为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

三、长江在中华文化双循环系统中的作用

任何文明共同体都要面临着一个许倬云先生所说的“演化的老化”难题［26］（P190），也就是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内卷化陷阱”。中华民族借助于长江文化的包容性和强大生命力，在超越内卷化陷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辽阔的疆域赋予中华文明以多元的文化：黄河之礼乐文化，长江之诗意文化；中原之农耕文化，塞外之游牧文化等。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经过这些文化循环往复地冲撞激荡，中华文化不断地吐故纳新，去芜存菁，一次次融合再生，焕发风采。

（一）北方与南方的循环系统

日本学者伊藤道治认为中国早期文明为东方式的“河江文明”。张正明先生称之为江河“二元耦合”格局。英国学者韦尔斯提出：“中国的文明有南北两个渊源，是南北文化之间长期冲突、混合、交流的结果。”［27］（P147）这种长江与黄河文化汇合交融、互补互依所形成的“江河互济”动态体系，以及长江流域与西部边疆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经济文化交流系统，共同形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包容性大循环。这种包容性大循环避免了颠覆性的结构破坏，所有的碰撞与激荡都是在共同体大结构稳定下的交融与互补；它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共同体历久弥新、经久不衰的内在原因。

长江流域构成了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的战略回旋空间（同期其他古文明不过数十万平方公里），这种“江河互济”的地理格局构成了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所缺少的战略纵深。金牛古道在西，荆襄古道居中，大运河漕运在东，三者将黄河与长江南北相连，构建了古代中国的战略性交通循环脉络。就战略依托而言，巴蜀富庶为关中外府，秦汉借此以争天下，中晚唐则赖以存续；就地缘政治而言，襄阳为天下之腰膂，得之则江南可图；就钱粮税赋而言，扬州富甲天下，得之则财政无忧。封建王朝时期，中国北方及西部的边缘部族，诸如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羌人、吐蕃等，常常会给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央王庭带来极大的压力与挑战。而拥有丰沛物资与人口的长江流域通常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后勤支撑，与黄河流域组成一个紧密的纵深互动空间。实际上，由于北方的过度开发，迨至唐朝，即使是边疆安定时期，关中地区的日常消耗仍需仰仗南方的物资供给，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更是如此。而一旦中央政权被边缘部族所摧毁，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陷入衰弱，长江流域就会立即承接中心文化的转移和延续，例如历史上的三次“衣冠南渡”。

川蜀西北的岷江河谷是勾连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的地理通道。因其起于灌县西关，经茂县，止于松潘，故称“松茂古道”。先秦时期甘青地区的羌人经此南下，留下了著名的石棺葬文化。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不止，西域乃至中亚各国仍奉南朝为中华正朔，使者往往绕道青海吐谷浑的河南道，沿岷江古道南下益州，再顺长江至建康朝贡。“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28］（P443）天监二年（503年）“九月壬子……河南王、北天竺国遣使献方物。”［28］（P41）北方的柔然也常由河南道——岷江道遣使贡献貂皮杂物，并与南朝结盟共伐北魏。

当黄河流域的文化激荡与再生完成之后，长江流域会继续与黄河流域一起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与繁荣。例如五胡乱华之后的隋唐在完成北方各族文化的融合再生之后，通过开凿大运河，再度携手长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盛世。

长江对黄河礼乐文化并非单一的承接与保存，长江独特的人文地理赋予了其新的韵味，创造了品味高雅、意境玄妙的江南诗性文化。首先，传统儒家思想在南方获得了极大的改进和创新，如魏晋竹林七贤对玄学的倡导，唐代神秀与慧能的渐顿之争，南宋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激辩的鹅湖之会，明代王阳明的龙场悟道等。其次，烟雨水乡赋予了江南园林、民居、诗词、书画、戏曲、歌舞等艺术以细腻柔美的特质。“江南好，风景旧时谙”塑造了中华民族和谐静好的精神家园。正是江南诗性文化弥补了中国本土儒家文化“超越性”内涵的不足。这一诗性文化渗透于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内化为国民精神基因，增添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活情趣。

正是以区域文化的内在差异性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循环流动，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支撑了中国同一文化系统内部的包容性大循环。这个大循环包括了北方与南方，边缘与中心的双循环。北方与南方的循环确保了中心文化的内核传承；边缘与中心的循环推动了中心文化的融合再生。对比世界上大多数古典文明体因“演化的老化”而陷入板结停滞的“内卷化陷阱”，最终被外部力量所摧毁的结局，中华文明体之所以成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完全得益于这一双循环体系带来的持续性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29］。在内外冲撞激荡之际，这一双循环体系牢固地守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二）中心与边缘的循环系统

中华文化共同体也是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复合体。长江流域以其丰富的茶文化在历史上为内地与边疆地区的互补及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媒介。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长江流域是中国茶叶主要的生产与流通区域，蒙顶山、巫山、巴山、峨眉山、大别山、霍山、天柱山、天目山等都是产茶名山；茶品有绿茶、红茶、黄茶、白茶、黑茶、乌龙茶等。茶叶起源甚早，各类史籍中都有神农以茶解毒的传说。商末周初巴蜀地区就已种植茶叶。西汉时期，茶叶在四川已是通行商品。茶马贸易的大宗即川茶。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产自湖南安化的黑茶，因为价格低廉，商贩转运至陕西泾阳，加工压制成“泾阳茯砖茶”，走私到甘边各地，朝廷难以禁止，遂以其为辅，纳入官茶，参与博马。最后是滇茶，于清末茶政废弛之际，作为民间贸易参与进来，并超越川茶与黑茶，跃居首位。

西藏的饮茶之风始于松赞干布时期，兴盛于北宋的官办茶马贸易。西藏高寒缺氧，人们需要食用高热量的食物如酥油、牛羊肉等，御寒保暖。但因为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过多的脂肪在体内淤积不易分解，饱受燥热之苦。茶叶能够促进消化，分解脂肪。故茶叶一经进入西藏，藏族群众就将其与酥油、青稞相结合，创造出了酥油茶与糌粑，成为上至贵族，下至贫民的日常饮食。藏族有句古语：“槚察热、槚霞热、槚梭热。”译为汉语即：“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30］中原地区也很快认识到茶叶之于藏族群众的重要性：“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31］（P1947）“番地苦寒，五谷不生……茶不可须臾离，若潜制其命者。”［32］（P944-945）北宋时中原苦于良马匮乏，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屡遭败绩。甘青地区的马匹较之中原地区高大雄健，挽力强劲，是列阵作战的上选。熙宁七年（1074年），宋神宗采纳熙河路经略使王韶的提议向西番采购马匹，历时近千年的官营茶马贸易由此正式开启。长江上游地区的马匹普遍体格矮小，品质不佳，但基于“以茶驭番”的羁縻之策，两宋及以后的王朝依然在四川设立茶马司等机构交易马匹，作为驿马使用。此类马也被称为羁縻马。明代杨一清对茶马贸易大加赞扬：“自唐世回纥入贡，以马易茶，至宋熙宁间，乃有以茶易蕃马之制。所谓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得者，无越于此。”［33］（P1495）南宋在川秦两地设置提举茶马司，川马、秦马分别从成都府、兴元府（今汉中）沿长江与汉江顺流而下，路经江上诸军，沿途配发。

迨至清代，对甘青地区战马的需求大幅下降，茶马贸易逐渐转化为茶货贸易，西北地区的盐和毛皮成为交易大宗。官办贸易也转化为民间贸易，川商、陕商、滇商等商帮驱马携货深入西藏腹地，将茶马古道上的贸易推向巅峰。清末民初，拉萨的内地商人常有两三千人，滇商最多，川陕商人次之［34］（P43）。从打箭炉（今康定）到拉萨的川藏大道上，从丽江到察木多（今昌都）的滇藏大道上，喇嘛寺与关公庙、城隍庙、川陕会馆等比肩而立，记录着长江上游地区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辉煌岁月，也承载着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族群记忆。

2020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该项目共打包44项茶技艺与茶俗，大部分都分布在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茶文化通过悠久的茶马古道将内地与边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浸染彼此的生活，积淀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在长江上游这条“藏羌彝民族走廊”上，中华民族被赋予了多元一体的特征。通过历史长廊，“文化长江”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一历史实践是悠久的而非短暂的，是丰富的而非单薄的，是真实的而非想象的，是共创的而非独有的。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是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性力量来源。

（三）长江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长江通江达海，运济天下，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开放的大江。由长江流域先民驯化的水稻向外传播，塑造了亚洲早期文明的发展格局。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间，水稻从长江下游自海道传播到东南亚，或从云南及岭南进入东南半岛［35］。公元前2500年前后，粳稻传入印度，在当地与野生稻杂交之后，形成了籼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传入朝鲜半岛。公元前4到前3世纪传入日本，促使日本进入弥生文化时代。水稻的广泛传播构筑了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隋唐之后，长江下游地区的扬州港、明州港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改变了原先从朝鲜半岛横渡黄海，在山东半岛登陆的传统路线，而直接横渡东海，在明州（今宁波）或越州（今绍兴）登陆，再经扬州沿大运河前往长安。《新唐书》载：“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36］（P6209）长江航道由此成为东亚经济文化交流的门户。宋代的明州成为与泉州、广州齐名的三大港口之一。北宋徽宗年间，两艘明州万斛神舟驶抵高丽，高丽人“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37］（P92）。

自海路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棉花、香料等。印度棉花经缅甸传入云贵，从南海传入岭南后，由多年生木棉树被改良为一年生草本棉［38］。之后迅速传播到从江淮到川蜀的整个长江流域。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设置“浙江、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39］（P322）。元朝末年，高丽使节文益渐在中国南方“得木棉种归，属其舅郑天益种之。初不知晓培养之术，几槁，止一茎在。比三年，遂大蕃衍”［40］（P3409）。棉花的引进和改良改变了我国一直以来“穷穿麻，富着绸”的历史。日用香料如速香、檀香、乳香等促成了烧香拜佛的习俗，引发了相关手工业的生产，如香炉、香囊、香球的制造等。用于烹饪的香料如茴香、丁香、豆蔻、胡椒等丰富了日常饮食的口味。

长江流域丰沛的产出促成了大量的货物出口，包括丝织物、陶瓷、茶叶、铜钱、麝香、日用品等。目前这些商品在不断发现的江海沉船中得到验证。惟丝绸虽见于文献记载的海外贸易，但由于水下丝绸难以保存，在考古遗物中难得一见。出水最多的还是瓷器，且以越州窑和龙泉窑最为广泛。1976-1984年，韩国对新安海底一艘中国元代沉船进行了十次发掘，出水中国陶瓷20661件，其中青瓷12539件，以龙泉窑系为主。此船是从中国庆元（今宁波）出发前往日本的国际贸易商船［41］。宋代以后，陶瓷器取代丝绸，成为南海贸易中深受阿拉伯人青睐的商品［42］（序言P33）。阿拉伯商人还将中国的麝香、沉香、樟脑、肉桂及各地的商货船运回红海，贩卖至欧洲各地［43］（P164）。日本遣唐使则将茶叶带回国，在嵯峨天皇（年号弘仁）的倡导下日本贵族兴起了品茶的风潮，后世称为“弘仁茶风”。发达的对外贸易导致了两宋铜钱大量外流。宋钱流入日本、朝鲜后均充当了本位货币。铜钱在暹罗、阇婆等东南亚地区也极为流行，几乎成为通货。“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23］（P4384）

与此同时，江南凭借自身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将进口而来的南海各国的香料、象牙、犀角与药材等加工后，不仅供国内使用，还返销海外。例如南海进口的犀角在淮西、金陵、杭州等地的手工作坊制成犀带后，部分返销南海各国［44］。此外，元明以后中国的棉纱、棉布也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

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佛教的传播极为重要。2016年10月12日，习近平访问柬埔寨前夕提到：“5世纪至6世纪中国南北朝时期，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3位高僧先后来中国传经弘法。”［45］当时的建康（今南京）是东晋及南朝四国的首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汇集了大批自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异国僧侣，也成为江南佛教的中心所在。天宝十二年（753年），已经五次东渡日本失败的中国僧人鉴真从苏州黄泗浦再次东渡，终获成功。鉴真在日本兴建唐招提寺，讲戒传律，开创日本律宗，传播了大唐文化的精髓，搭建了亚洲文化交流的纽带。明朝则上演了海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郑和七下西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航线遍及30余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中华文明，发展了明朝与亚非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关系。

近代以来，长江承担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任务，促进了中西文化汇聚和交流互鉴，如近代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建立和近代工业化进程等，几乎都是沿着长江，从东向西逐步深入中国腹地，逐次影响国家近代转型的进程。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在近代中国相继开辟的80多个通商口岸中，长江沿岸就有20余个，这些通商口岸城市往往成为吸纳西方工业文明、推动中西文明融合的窗口。

四、长江文化所蕴含的现代价值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三时段论”，将人类社会变迁史区分为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结构时间（中时段）和事件时间（短时段）。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地理环境是最稳定的，要以亿万年计；社会结构变革与文化演进是缓慢的，要以千百年计；而社会事件是快速变化的，也是最受关注的，可以数年数月数日计［46］（P8-9）。长时段和中时段所形成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社会结构中通常都蕴含着一个不易察觉的力量与趋势，当我们在短时间内谋求某一事件时，就必须顺应这个趋势，才能获得成功。冯天瑜在《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中将中华文化生成机制总结为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和社会制度三个层次［47］（P32），进而提出了“天文时间”“地质时间”“历史时间”和“人文时间”的概念。综合而言，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人文时间“三维时间”为我们讨论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基于这一理论，我们之所以能够从长江的历史中挖掘现代价值，就是因为它蕴藏着能够引导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在亿万年的“地理时间”中，长江形成了独特的“雪山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三级地质构造，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矿脉水利资源，构建了多样的生态基础，是为“生态长江”。在数千年的“社会时间”中，长江先民创造了庞大的农业及手工业产品与繁荣的商业贸易，形成了丰沛的物质基础，是为经济长江。在数千年的“人文时间”中，长江流域累积了璀璨的历史遗产，建构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为文化长江。

进入21世纪，穿越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人文时间而来的长江文化，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形式和内涵。长江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是历史记忆的储存或再现，还是在当代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下对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重构，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框架下的民族国家文化记忆重塑。

（一）生态长江的支撑作用

整体上说，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发挥着最为基础的支撑作用。竺可桢的气候变迁曲线深刻揭示了气候与生态的变迁对于历代王朝兴衰的影响力。距今一万年左右是新生代第四纪全新世时期，全球温暖湿润的气候使人类迎来了新石器文明。得益于长江优厚的生态资源禀赋，灿若群星的新石器文化几乎遍布整个长江流域。如上游巴蜀地区的三星堆文化，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农耕经济方式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对长江生态造成了显著的扰动。稻作农业的全面开展，使长江流域平原地带的森林趋于消失。东汉以后，旱作农业扩展至长江地区，麦粟类作物开始侵入丘陵山区，使该区域的森林草地受到挤压。南宋诗人范成大曾详细介绍了川峡地区盛行的畬田［48］（P217）。这种刀耕火种的垦殖方式严重破坏了长江流域丘陵地带的森林资源，一些地方“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14世纪中，长江流域的天然森林覆盖率大约不足40%了［49］。明清时期，美洲作物引入长江流域，大面积快速种植。耐旱、耐瘠、耐寒、高产的玉米、马铃薯从丘陵山地蔓延至中高山地，使得高海拔地区的天然森林遭到了剧烈破坏。清代的巴蜀地区，竹山县“山尽开垦，物无所藏”；大宁县“林木砍伐殆尽，大木不易得矣”等［49］。湖湘地区的木材采伐已经深入苗族腹地。

同期的湖泊生态系统也遭受破坏。东汉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筑堤围垸的圩田；北宋之际，则进入大规模修建阶段。这种开垦方式使得江汉平原地表起伏增大，荆江、汉水河床淤高，沿岸河漫滩、穴口、水系与湖泊受到淤积，使泄洪和调节径流能力降低，造成了严重的洪、涝、旱等灾害［50］。由此江汉平原大面积的湖泊陆续萎缩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沼。至南朝时期还是“周三四百里”的云梦泽也在这一时期消失。上游森林减少，以致山体水土流失，江水含沙。中下游广泛分布的湖泊，因围垸垦殖而湖面减少；也因水去沙留而湖底抬高，大大降低了分流泄洪的功能。唐代至清代的长江流域，洪灾越到后期越发频繁［51］。

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说：“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长江两岸，“其狭处则有山以夹之，其宽处则有湖以潴之”，所以千百年来溃决绝少，不似黄河横溢溃决无足怪。但晚清之际，长江流域人与水争地，与山争地，以至于“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52］（P388）。乾隆时期，湖北巡抚彭树葵就曾疾呼：“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53］（P3829）这些行为导致了长江生态与人口经济之间的恶性循环。进入近代，农业和工业生产方式对长江的“叠加式索取”，对长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习近平讲道：“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54］当前，如何让亿万年以来形成的长江生态系统恢复稳定，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生态环境基底，已经成为发挥长江现代价值的核心要义。

2016年以来，习近平四次主持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每一次都有讲到长江生态保护，而且几乎是开篇要义。四次座谈会讲到了长江生态压倒性的战略定位，讲到了要协同治理长江生态问题的必要性，讲到了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讲到了自2016年以来的生态保护成就。党的十九大就已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靠规模扩张、粗放式增长的发展模式给长江的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习近平指出：“从长远来看，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1］

中华传统文化一直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东方生态智慧”，所谓“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55］（P88-89）。这对于当前长江经济带在谋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新画卷［56］（P264），仍具备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长江的内外价值

当前，长江流域13省（自治区、直辖市）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位居我国腹心地带，土地面积达398万平方公里，截至2020年拥有人口总数6.18亿，2022年的经济总量55万亿（占据全国121万亿的45%）。由于兼具沿江沿海沿边和内陆的区位条件，长江经济带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密集的产业集群以及活跃的城市群等优势。因此，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协同发展方面，长江经济带也为“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充分发挥了支撑作用。自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2017年5月、2019年4月、2023年10月北京先后举办了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截至2023年8月，我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覆盖我国83%的建交国［57］。沿线152个国家的总人口约46亿，经济总量约30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0%和40%。

由于沿线国家多数仍处于工业化初期，而我国的长江经济带聚集了规模庞大的优势制造业。质优价廉的技术与产品能够满足沿线国家的需求，有效推动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2014年9月25日《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明确要求长江经济带要“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的衔接互动，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开放合作走廊”［58］。习近平主持召开四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更是对长江经济带发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战略布局：首先明确了长江经济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处于重要纽带的地位；其次明确提出二者要实现有机融合的政策要求；再次提出要扩大投资和贸易，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的具体政策指引。这充分展示了“经济长江”与“文化长江”在国家现代化进程和扩大对外开放中的时代价值。

穿越历史之河的长江，去除从明中期到清中期的一段时间，一直保持着“开放长江”的特征，维护着中华民族经济和社会生生不息的活力。历史上的长江流域通过岷江通道与陆上丝绸之路对接，是南北朝时期中亚各国的朝贡通道；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连接缅甸与印度，是棉花、琉璃、水稻、茶叶等相互传播的通道；通过下游港口连通大洋，是鉴真东渡与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也是异国僧侣与波斯商人的目的地。这些对外通道承载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的历史记忆。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周年。回顾这十年的发展历程，借助中欧班列和沿海港口航运，长江经济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融合程度不断提高。截至2023年，在长江经济带13省市中，已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云南、重庆、四川共9个省市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全国有21个）。昔日商贸通道上流动的丝绸、瓷器、茶叶、麝香等，如今已经被高科技的产品取代，但长江文化所蕴含的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精神一直都未曾改变；引进海外资源，对接海外市场需求，加工再创作，返销海外的经济路径也一直未曾改变；经济交往与文明互鉴并行不悖的模式也一直未曾改变。这些历史的积淀将继续指引当前长江的对外开放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故事，既是当代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资源，也是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心来源。

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长江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为全球大河文明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期的长江，将发挥以文明对话增进不同国家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独特作用。底蕴深厚绵长的长江文明可以通过与印度河、恒河、阿姆河、锡尔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多瑙河等世界大河所承载的文明进行对话，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

长江流域先民在万年的生产活动和文化创制中形成了区域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羌藏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赣皖文化、吴越文化等，它们共同组成的长江文化构成了古老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记忆”，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也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目前，我国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共计3610项。长江流域13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1666项，占据总数的46%。截至2022年，我国拥有43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其中22项涵盖长江流域。在文物领域，长江流域13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个，占据全国总数5058个的39%。截至2021年，中国有56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内含38项世界文化遗产、4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14项世界自然遗产。其中长江流域13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拥有12项、2项、12项。在国家工业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革命遗产资源等方面，长江流域13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拥有数量巨大、类型丰富的项目。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可以充分整合这些庞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深入发掘长江文化时代价值的一个良好路径。通过搭建一个时空宽广和内涵丰富的国家文化空间，将长江文化的历史遗产与现代文化场景相融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能够形成一个中华文化的再生产系统。在这一系统中，通过深度挖掘长江文化所承载的族群文化记忆，可以清晰地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特的文化叙事结构；借助于信息技术等科技手段，将长江流域的文化遗产、神圣地点、非遗活动、传统农业景观、商业体验场所和旅游景区整合为文旅消费场景，借以为中外游客提供精神与宗教、游憩与娱乐、气氛与美学、激励与灵感，以及教育、乡土、文化继承等体验价值。

2020年11月，习近平强调指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59］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文化结构主要体现为一种以文化认同包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这就是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文化中国”的意蕴，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本质所系。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需要借助媒介来表达。符号和形象是人类传递信息、呈现主题、凝聚共识的重要媒介。文化符号和形象标识是族群文化观形成的重要因素。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60］。中华文化的符号与形象是个复杂的系统，既有总概性的，也有类别性的、地域性的，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萃取而来的，并不断演进，为全体民族所共享。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所搭建的文化叙事空间富含了多种文化符号与视觉形象。公众在这一文化空间内，可以通过展陈物、设施及场景等了解这些符号与形象的来源及内涵，并以其为介质，通过个人文化身份建构与国家民族身份建构的同频共振，能够完成国家文化认同的培育［61］。在体验感强烈的文旅空间中，滨江城市、特色小镇、美丽乡村所包含的符号与形象更加具象化、生活化，能够润物细无声地让居民和游客了解到“我们的先民是怎样的一群人、中华民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作为中华文化标志符号的长江，将引导居民与游客深深地爱上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民和这里的文化，并形成植根于心灵的家园归属感。这即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来源。

长江文化遗产蕴含有文明起源的深刻内涵，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刘玉珠认为，“内涵阐释文明，文明涵养自信”。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一个充分自信的民族才能建立起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才能不断推进社会的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进程。“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2］长江流域“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63］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内涵，通过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形式，为国民搭建一个能够充分感知和体验的文化空间，最终完成文化认同与自信的建构。

长江文化不是一个静止的文化遗产体系，而是长江流域的先民依托于在亿万年的地理时间中形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在数千年的社会时间中，对内融合再生与对外交流互鉴中演化而成的一体多元的动态体系；并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以及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参与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

起源于一万年前的长江稻作文明以其强大的内生力，与黄河流域南北互济，与青藏高原东西融通，与海外各国交流互鉴，占据历史与时代的地理中枢位置，创造了庞大而璀璨的文化遗产，形象地构建了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这也是支撑当前我们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历史逻辑。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地理枢纽”，长江蕴藏着我们民族的文明基因，凝聚着我们的共同情感。其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民族认同感，建立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世界。在深入挖掘长江文化内涵和现代价值的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到生态长江是经济长江发展的根本性依托，开放的经济长江是促进长江繁荣的保证，文化长江赋能经济长江的高质量发展这一基本规律。持续推进长江大保护，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不断推进长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着现实的意义，并形成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有力支撑。

（傅才武，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李高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